《史记》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体大思精的历史著作，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著作。西汉司马迁撰。
司马迁，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和思想家。西汉史学家太史令司马谈之子，幼年耕读于故里，十九岁时家徒茂陵，到京师长安。二十岁时游历大江南北，考察风俗，“网络天下放失旧闻”二十八岁，入仕为郎中将。元丰三年（前108年）继父职，任太史令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，获得了有利的修史条件，公元前98年，为李陵降匈奴事辩解下狱，惨遭腐刑，蒙受了极大的屈辱，痛不欲生。但每当轻生之恋萌生，司马迁耳边便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言，以及自己发愿完成一代大典的决心。
自古以来，权贵富人生时显赫，死而名灭，多到不可胜计，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毅力 ，崇高品质而做出一番事业的人才能名垂青史。这就是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和《报任安书》中一唱三叹、反复申说的“发愤著书”说。
受李陵之祸，司马迁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。他从个人的悲怨之中解脱出来，发奋著书，出狱后任中书令，他把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倾注在《史记》中，成为“一家之言”，表达了鲜明的爱恨感情。他同情人民的苦难，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，留下了宝贵的实录作品。这一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。
我个人对司马迁《史记》的评价就四个字：“体大精深”。
- “体大”指《史记》五体结构和系统性。
- “思精”指《史记》内容的全面性和进步性。
说到《史记》的结果，它是司马迁精心创建的一个系统工程，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《史记》由五体构成：一，本纪十二篇；二，表十篇；三，书八篇；四，世家三十篇；五，列传七十篇，总共一百三十篇。上起黄帝，下迄汉武帝，用五十二万多字，写了三千年历史。
五体，名称不同，写作方法也不同。记载的内容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，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大体系。具体来说：
- 本纪提纲记载的国家大事，以王朝和皇帝为中心内容。
- 书是分门别类的文化专史，按专题内容从古到今叙述。
- 世家记载的是列国诸侯。
- 列传是人物传记，着重写人的言行或历史事件。
- 表是联系纪、传的桥梁。
史记的五体内容都以人为中心写历史，从古到今各个阶层，各个阶级人物活动勾画出来。其中既有帝王将相、公卿贵族、也有士农工商、医卜游侠、以及市民小井，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物与生活都写进去了。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宗教以及天文地理，无所不包，这样丰富的内容十分有条理的反应了出来。
《史记》有着丰富的思想性。它要在结构上把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反映出来，所以五体以及各体的篇数都包含哲理义理。
司马迁时代盛行五行哲学，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元素组成，人间社会历史也表现为五德始终循环。
五德始终指改朝换代，金克木、木克土、土克水、水克火、火克金。克，就是战胜的意思。例如周为火德，秦为水德，所以秦代周。汉代得了土德，因此汉朝取代了秦朝。
五行说的产生，也从人体自身结构获得启示。人有双手，每手五指，双手十指，十就是满数。诸如五体、五官、五脏和“五”挂钩。
十二本纪，“十二”的数目象征一年十二个月。三十世家，“三十”的数目象征一个月为三十天。十表，“十”的数字象征十日为一旬，十是满数。八书“八”的数字是一年四季的倍数。七十列传，“七十”的数目象征地球绕太阳转一周为一年，三百六十的五分之一为七十二，七十二去掉尾数，取一个整数七十。
《史记》五体和各体的篇数，反映的是五行思想的年历。是一种文化运动的象征，是那个时代历史哲学的反映。
司马迁自己评述《史记》，说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
“究天人之际”，研究天与人的关系，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。
- 第一是说“天”有意志，冥冥之中君主的保护人，所以君主称天子，是代表天统治人民的。君主施政不能逆天而行，政荒暴虐就是逆天，逆天就是丧失天命，改朝换代。这一理论告诫君主要兢兢业业，爱护人民。虽然荒诞，但有一定进步性。
- 第二是说“天”为自然界，讲人类社会历史要放在天地大环境中，所以天文、地理纳入了历史。但《史记》主讲“人为”，并不宣扬“畏天”。这是它的进步性。
“通古今之变”，是讲历史要贯通古今，找出变化的规律，所以《史记》是一部通史。司马迁认为世间一切都在“变”，应该用“变化”、“发展”的观点去探讨事物的发展规律，掌握历史兴衰存亡的规律，所以司马迁不守旧、不循古。他对古今关系的处理是详今略古，认为离当代越近的历史越应该总结，目的是以古为鉴，着眼现世和未来。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。
“成一家之言”，就是在叙述历史中，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，这是司马迁的一大创新。由于《史记》是一部百科式的通史，体大思精。所以思想是雄阔而博大的。例如其中的天人观、政治观、经济观、历史观、战争观、民族观、道德观、人才观都体现了司马迁的看法，代表了当时最进步的思想。因为司马迁要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来回答历史是怎么变化发展的，所以他不与圣人同是非，突破了旧的思想传统和官方框架。这种创新思想，集中体现在赞扬道家以及为商人游侠立传这几个方面。班固在其所著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批评说：“是非颇缪于圣人，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。此其所弊也。班固所批判的司马迁之“弊”，恰恰是司马迁思想中光彩夺目之“长”。司马迁“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”，是肯定文景之治的升平而否定了武帝的多欲所造成的衰败。述货殖为商人立传，是肯定了商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，对社会经济的繁荣所做的贡献。颂游侠是肯定这一类人能够牺牲自己，救人救急之道德。实际上司马迁是通过歌颂黄老、商人、游侠来表达他对开明政治的向往，对人民求利和反强暴的肯定。这些思想正体现了《史记》褒贬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尺度不受统治阶级正统思想的约束，而是从一定程度上从被压迫人民的利益来立论。这无疑是那个时代最进步的思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