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｜朱航满
近来编了一册关于书的文集，本拟名为书话集，想起唐弢先生在《晦庵书话》中对书话的阐述，乃是“一点事实，一点掌故，一点观点，一点抒情的气息”，并被热爱书话的朋友奉为圭臬。
《一枕书梦》
朱航满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作为也曾自以为写过几册书话著作的作者，我读唐弢先生的这个对于书话的定义，感觉颇有道理，但对比时下各种书话作品，却总是觉得不是滋味。由此想来，书话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，可以看作是关于书的纪事，关于书的闲话，关于书的掌故，以及关于书的趣闻，这也便是唐弢先生所说的“一点事实，一点掌故”。对于热爱写作的朋友来说，写作书话，其实并不是难事，难的是有无这“一点事实，一点掌故”。真正的书话写作，其实并非人人可为，而是掌握这些“事实”与“掌故”的作者，他们或者是编辑家、出版家、藏书家，甚或是极有情趣的文人学者。而由此，书话，也才能成为他们在闲余之际所写的一种特别文章。我以为很少有专门的书话家，因为关于书的“事实”与“掌故”毕竟是有限的。作为藏书家的黄裳先生，晚年就常常会为写文章没有材料而苦恼。书话作为一种文体，又因为这“一点”的缘故，多是短的，很少长篇大论；又因为“一点观点，一点抒情的气息”，它则又是言之有物和活泼可读的，而绝不是材料堆砌的八股东西。
谈起书话，首先想到《晦庵书话》。唐弢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者，也是著名杂文家，而他的另一个醒目的身份，则是新文学版本的收藏者。唐弢的新文学版本收藏极为丰富，现代文学馆的藏书，或有半壁为其捐赠，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印制了《唐弢藏书目录》作为纪念。因为这几种特殊的身份叠加，让唐弢在写作书话时，能够游刃有余，谈书作文颇如囊中取宝，而先生又总是平静而克制的，那抒情的气息是淡淡的，令人如闻清香。这才是真正读书人的神采。继承唐弢新文学书话写作衣钵的，是供职于《人民日报》社副刊的编辑家姜德明先生。姜先生对唐弢先生是极为追慕的，除了大量收藏新文学书籍之外，姜先生还善于交游，且还写一手漂亮的文章。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姜先生的散文写作十分活跃。此外，姜先生早年还专门研究鲁迅，并就此曾写过一部研究鲁迅的书话作品，与唐弢先生的研究，亦有承接之意。无论是唐弢先生，还是姜德明先生，他们的书话写作，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，由此使得他们能够对掌握的材料迅速做出精准判断，从而写出一篇篇隽永有味的短文。我把唐弢和姜先生，看作是藏书家一路的书话家。
或许是唐弢先生的《晦庵书话》太有名气了，追随者众，但有大成就者少。黄裳曾写过一篇《拟书话》，便是对唐弢的书话体文章的仿写。作为著名藏书家和散文家的黄裳，按说可以就此写出一大批的“书话”作品来的。但我理解，在黄裳的心中，这个“书话”是有特别的含义的，乃是属于唐弢和新文学版本领域，故而他的这篇《拟书话》，所谈也是难得一见的新文学珍本，而他或也有将自己的谈古书文章与此作以区别的。黄裳是著名藏书家，主要收藏明清珍籍善本，他的关于藏书的文章，却少以“书话”来命名。作为藏书家，黄裳最有代表的谈书文集，一本为《书之归去来》，另一本应为《来燕榭书跋》，这两本书都是他人难以写来的。
藏书家写书话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若是能够有一支妙笔，则能如岩中花树一般，寂寞的藏书生涯也变得灿烂起来。作为藏书家代表的书话家，除了黄裳、唐弢和姜德明，最为著名的，还有收藏古籍的郑振铎、阿英、叶灵凤、周越然等名流前辈，其中以郑振铎的《西谛书话》最为可看。郑振铎在抗战中，与虎狼之辈争夺典籍，乃是真正的“虎口夺食”，用他的话来说，便是“劫中得书记”，这劫难是民族文化的灾难。郑振铎能够写得一手极漂亮的文章，而他又总是不掩饰自己哀乐，得书之幸与失书之痛总是跃然纸上。
当代藏书家众，能如郑振铎和黄裳这样写写藏书闲话的，却是寥若晨星。其中可以推举的，则是京城的韦力和谢其章二位，两位都是有名的民间藏书家。韦力先生以中国古籍版本收藏享誉，谢其章先生以收藏现代人文期刊著名，两人也均是著作等身，其中韦力先生的《得书记》《失书记》与谢先生的《搜书记》《搜书后记》，堪为佳品。《得书记》与《失书记》多写拍场上的得失掌故，是颇为好看的。而《搜书记》和《搜书后记》则是一位民间藏书人辛苦辗转于冷摊的记录，其中的喜怒哀乐，读后令人扼腕。
谈以“书话”为名的著作，除了《晦庵书话》，另一本书话名作，应该是周作人的《知堂书话》。周作人是现代以来读书极为博杂的文人，他的著作如《夜读抄》《书房一角》《秉烛谈》之类，均显示出浓浓的书斋气息，但以“知堂书话”来命名，实为锺叔河先生的手笔。其实，锺先生的这个命名并不准确。周作人创造了一种特别的“抄书体”写作范式。但周氏的读书随笔，很少写关于书的“一点事实，一点掌故”，可以列举的，仅有《东京的书店》《厂甸》《旧书回想记》《我的杂学》《陶集小记》些许篇章。我曾有意搜罗周氏关于买书、藏书、写书的闲谈文字，成一册真正书话著作，并拟名为《苦雨斋书话》。周作人的这种读书文章，我称为文章家的读书记，追随这种特别的写作的，最为称道的有北京的谷林、苏州的王稼句和定居纽约的张宗子，前者的代表作为《书边杂写》，后者的代表作为《看书琐记》，张宗子的代表作则是《书时光》。
锺叔河先生编选《知堂书话》，已成为当代读书随笔的经典文本。而锺先生作为编辑家，除了大半生为周作人编选文集之外，还曾主持“走向世界丛书”，更是影响巨大。但遗憾的是，作为一生为书操劳的编辑家，锺先生并未出版过一册以“书话”为名的集子。后来偶读锺先生的书信集，得知先生早年曾有过一册《念楼话书》，而未得出版。我有幸得锺先生允诺，重操此事，并终成一册。《念楼话书》是一册关于书的书，更是一册编辑家的书话书。
诸如锺叔河先生这样的编辑家书话，坊间也有不少，但如锺先生这样成绩显赫、经历坎坷而又百折不挠者，则是寥寥无几。在《念楼话书》的编后记中，我有这样的感慨：“锺叔河先生一生经历坎坷，所幸与书为伴，成果多玉汝于困苦之中。”锺叔河先生的幸运在于，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，从而得以大显身手。而锺先生出版“走向世界丛书”以及其他诸多好书，有开风气之举，对于推动时代的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贡献。甚至可以说，新时期文化的复兴与繁荣，与锺叔河这样一大批出版人和编辑家有着重要的关联，他们所写的书人书事也是最为值得关注的。其中，南有锺叔河，北有三联书店的范用，但范先生似乎并不善写书话文章。我最为关注的，则是一册由范先生编选的《爱看书的广告》，体例特别。后继者沈昌文先生，出版过一册《阁楼人语》，是主编《读书》杂志的絮语闲话，也算是一本特别的书话。作为编辑的扬之水在三联《读书》杂志供职十年，写过诸多的读书随笔，如果要算书话的话，她的日记《〈读书〉十年》也是特别，其中买书、读书和编刊的闲话掌故，俯拾皆是。
（本文节选自《一枕书梦》序言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